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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讲 新制度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转型


第四讲 新制度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

主要内容 一、新制度经济学的演进 二、交易费用 三、制度 四、制度变迁理论 五、国家与产权 六、增长的源泉 七、中国的新制度经济学

一、新制度经济学的演进
1、学派的流变 凡勃伦 贝利、米恩斯 康芒斯 科斯 当代企业理论、交易费用经济学、产权经济学、经济 分析法学、新经济史学 New 科斯 neo 加尔布雷斯 2、新制度经济学与近代制度经济学 科斯、诺斯 新古典分析法分析制度

科斯,1991年。道格拉斯· 诺思,1993年 2009年 埃莉诺· 奥斯特罗姆(ElinorOstrom)和奥利弗· 威廉 姆森(Oliver Williamson),以表彰他们在经济管理分 析方面所作的贡献。 威廉姆森:新制度经济学创始人 威廉姆森早期的研究领域是工业组织和价格应用理论。他的 第一篇论文《管理权限和企业行为》(1963),他的第一 本专著《自由支配行为的经济学:厂商理论中的管理目标》 (1964),都是关于工业组织的。

在关于市场失效的分析方面,威廉姆森的重要贡献是:具体分析了在什 么情况下会使市场交易成本提高到使它失效的程度。 他指出,机会主义行为、不确定性、小数目条件、专用性资产四个因素 是市场交易中会互相影响并表现为大幅度提高综合性的市场交易费用。 对于复杂的、因而是市场交易成本很高的资源配臵过程,就可能不应由 市场机制来运行,而通过企业之间的合并,把原来的市场交易转变为 企业内部的资源配臵过程,即所谓“内在化”,从而能够实现降低费 用的目的。 不能一般地、笼统地评价市场交易成本的高低,而要依据具体的交易对 象和交易过程特点,分析它的交易费用的高低,从而得知这个过程是 适合还是不适合采用市场机制。

关于企业组织有效的分析方面,威廉姆森认为,内部组织值得作为市场 替代的厂商的主要特征,可表现为三种类型:激励、控制和所谓“内 在结构的优势”。这三种有利因素的综合作用,是使企业组织内部的 资源配臵方式有利于市场机制的原因。 内部运作费用在不同的企业及其不同发展阶段也是各不相同的。比如, 企业内部的管理方式,在泰罗勒制为代表的管理思想阶段,激励、控 制的手段对市场的优越性是有限的,经过霍桑试验的冲击,行为主义 管理思想的出现并发展到当代管理思想,使激励和控制日益多样化, 而且,更多地放弃了以金钱来表达的“胡萝卜加大棒”式的激励和控 制,才使内部组织的优势日益明显。而新技术的使用,比如信息管理 的电脑化,也是使内部组织优势上升的一个条件等等。

二、交易费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 生长点
1、定义 狭义:一项市场交易活动所需花费的费用 广义:经济制度的运行费用 2、科斯定理 交易费用的差别是企业出现的原因 科斯第一定理:如果交易费用为零,不管初始资源如何 分配,市场交易都会使资源配臵达到最优化 第二定理:如果交易费用大于零,不同的产权界定会导 致资源配臵效率的不同。

三、制度—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1、制度的定义 管束人们行为的一系列规则 宪法秩序、制度安排、规范行为准则
2、制度的功能 1)降低交易费用 2)为经济提供服务并产生经济价值 3)引导人们通过合作而提高经济效益 4)提供激励 5)使外部经济内在化

四、制度变迁理论—新制度经济学 的核心内容
1、制度变迁的定义 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的过程 2、制度变迁的原因 经济主体期望获取最大的潜在利润 3、制度变迁的规律 经济人:主体;有效组织:关键 影响制度变迁的变量:相对价格、偏好 适应效率 路径依赖 4、制度变迁的模式 诱致性制度变迁:盈利性、自发性、渐进性 强制性制度变迁

五、国家与产权—新制度经济学的 两大关键
1、新制度经济学的国家理论: 国家—经济人 效用最大化 基本目标: 1)界定产权,市政府租金最大化 2)降低交易费用,使社会产出最大化
2、国家与产权制度的关系 产权结构与产权制度的差异只有通过国家理论才能说清 楚 国家在产权界定中扮演了特殊的角色

六、增长的源泉—新制度经济学破解增 长之谜
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 诺斯,没有技术进步,通过制度创新也能提高生产率 和实现经济增长 在新旧体制转轨变型时期,制度创新能够极大地促进 经济增长
经济转型---大规模的制度变迁

七、中国的新制度经济学
中国经济改革(市场化)实质上是一场深刻的制度变迁
所谓经济的市场化主要有广义和狭义两种涵义。广义地讲, 市场化泛指一国经济中市场产生、发育、成长和成熟的自 然的动态的演进过程。狭义来说,市场化是指原来实行计 划经济体制的国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即市场体制对 计划体制不断渗透和替代的过程。 市场化过程实质上是一种制度变迁过程,是一场深刻的制度 革命。

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从农村到城市的经济制度的变迁突出表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 产权制度的变迁 农产品流通制度的变迁 就业制度的变迁 金融制度的变迁。 财政制度的变迁 价格制度的变迁

以成本与收益比较为原则的制度创新经历以下五个步骤: (戴维斯、诺思,1971) (1)由于相对产品及要素价格变化、市场规模变动、技术进 步等原因,若干个人或团体预期到正的潜在制度净收益, 从而形成制度创新的第一行动集团; (2)第一行动集团提出具体的制度创新方案; (3)在预期净收益大于零的条件下,第一行动集团去推动乃 至实施制度创新; (4)形成推动制度变迁的第二行动集团,如国家通过立法防 止搭便车行为,助第一行动集团一臂之力; (5)两个利益集团共同努力实现制度创新,并就可能获得的 创新收益进行分配。

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
在特定的路径依赖下, 我国在改革之初选择的是供 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 其特征是: ( 杨瑞龙, 1994) 。 ( 1)权力中心凭借行政命令、法律规范及利益刺激, 在一 个金字塔型的行政系统内自上而下地规划、组织和实施制 度创新; ( 2) 尽管潜在制度收益的出现会诱发微观主体的制度需求, 但只有当权力中心的制度创新收益大于其成本时, 实际的 制度变迁才可能发生; ( 3)权力中心为制度创新设臵了严格的进入壁垒, 即其他 利益主体只有得到权力中心的授权才能进行制度创新

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的障碍
在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下推进决策权分散化和市场化改革,将逐步 面临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双重障碍。 经济上的障碍表现为政府控制下的分权化改革将会引发严重的 通货膨胀。原因在于:政府在下放经营决策权的同时,没有相应地下放 “责任”,这种回避产权重新界定的放权实际上使企业处于负盈不负 亏的状态。投资需求很旺盛;行政性放权使地方政府的利益相对独立化, 它们与权力中心讨价还价能力及争夺稀缺资源的能力与其经济实力成 正比,而提高本地区经济实力的捷径是通过扩大投资规棋加快经济发 展速度。单纯的放权让利式改革难以有效地提高产权结构的效率,企 业经济效益不高这一事实表明,社会总产出的实际水平低于其潜在水 平;通货膨胀也许是渐进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的“副产品”。 当通货膨胀超越社会可容忍的限度,就有相当一部分家庭或利益团体 成为改革的绝对或相对失益者。由于改革阻力增大和社会不稳定因素 增多,就难以维持分权化改革。

政治上的障碍表现为政府控制下的分权化改革将会导致政府权威 得以维持的等级制的瓦解。随着等级规则的松动,权力中心对制度变 迁方向、速度、形式等的控制能力逐渐弱化,行政代理机构及企业不 再不走样地实施权力中心规划的制度安排,改革“变形”便不可避免, 即权力中心的意愿制度俱给与实际制度供给不相一致。在此条件下继 续推进分权化改革,就可能因政治成本的上升而使制度创新的政治净 收益小于零。 如经济自由.化所诱发的多元化政治力量又对权力中心的执政地 位产生某种潜在威胁;扩权过程中的官商不分、权钱交易等腐败行为 降低了民众对政府的政治支待率;权威弱化造成权力中心为控制各级 代理人的偏差行为需支付更多的费用;由利益关系调整引发的社会不 稳定因素增多等。

如果试图继续维持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那么或者可能使改革目标 的实现遥遥无期,或者可能随着社会矛盾的激化I政府权威的下降、 经济增长动力的减弱、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逐渐被瓦解,最终走 上激进的改革道路。因此,如果既要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又要避 免走上激进式道路,就必须转换制度变迁方式。 所谓制度变迁方式的转换是指由需求诱致型替代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方 式。这种主要由产权独立的非政府主体扮演制度创新的“第一行动集 团”角色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方式具有利益启动、自主决策、盈亏 自负、自愿参与、平等竞争、自下而上推进等特征。政府的主要功能 是通过产权的界定和保护助“第一行动集团”一臂之力,并在限定的 领域,如当潜在收益的获得受到私人财产权的阻碍时,或创新收益具 有外部性或搭便车效应时,政府直接组织制度创新。由于这种制度变 迁方式与市场经济具有内在的相容性,因此采取这一方式既可保持改 革进程的渐进性,避免剧烈的社会震荡,又可降低向改革目标过渡的 社会成本。

(一)阐释中国制度创新的理论模型: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 方式
1.“自上而下”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与“诺思悖论” 制度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规则, 其主要作 用是通过建立一个人们相互作用的稳定的( 但不一定有效的)结构来 减少不确定性。 随着产品和要素价格、市场规模、技术等的变化, 就会打破原有 的制度均衡, 出现新的获利机会, 从而产生制度需求。如果组织或操 作一个新制度安排的成本小于其潜在制度收益, 就可以发生制度创新。 至于一个社会通过何种制度变迁方式来获取这一潜在收益, 则主 要受制于这个社会的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权力结构和社会偏好结构。

若要以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过 渡, 必将遇到一个难以解开的“诺思悖论”, 即权力中心 在组织和实施制度创新时, 不仅具有通过降低交易费用实 现社会总产出最大化的动机, 而且总是力图获取最大化的 垄断租金。这样, 在最大化统治者及其集团垄断租金的所 有权结构与降低交易费用、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率体制之 间, 就存在着持久的冲突, 从而当权力中心面临竞争约束 和交易费用约束时, 会容忍低效率产权结构的长期存在。
“诺思悖论”在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中表现为制 度变迁方式与制度选择目标之间的冲突。

2.“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方式与进入障碍 从理论上说, 随着由权力中心推进的放权让利改革步伐的加快, 利益独 立化的微观主体具有利用下放的决策权捕捉潜在制度收益的动机。 然而, 在权力中心主导制度变迁的条件下, 微观主体的制度需求能否 转变为现实的制度安排, 依赖其能否从权力中心获得制度创新的特许 权, 或者能否凭借其讨价还价能力突破进入壁垒, 因而自下而上的制 度变迁同样面临着障碍。 第一, 担当制度创新的“第一行动集团”应是熊彼特意义上的企业家, 他们能在不确定性的环境中及时捕捉到由制度非均衡产生的获利机会。 但在产权关系模糊的条件下, 常常会出现微观主体或因收益预期不明 确而不能及时感知这一获利机会, 或因不能排除免费搭车者而不愿从 事充满风险的制度创新活动。

第二, 以自愿性契约为基础的制度安排是相互同意的个人之间的合作性 安排, 任何人可以通过比较一项新制度安排的预期净收益, 自主行使 进入或退出的权力。但由于我国的制度创新方案是根据权力中心的目 标函数和约束条件来评估和选择的, 因此即使微观主体感知到获利机 会, 如果没有权力中心的许可或授权, 就既不能自主“进入”可能导 致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制度创新, 也难以“退出”由权力中心作出的制 度安排。

第三, 自下而上的制度变迁可能会受到现有宪法秩序的限制。宪法秩序 直接影响行为人进入政治体系的成本和建立新制度的难易度。由于在 现有宪法秩序下微观主体难以承受进入政治体系的成本, 既得利益格 局对新的立法阻力过大, 或者微观主体的制度需求与现存法规相冲突, 所以微观主体的自发制度创新活动会受到限制。
第四, 自下而上的自愿性制度安排暗含了决策必须一致同意的假定, 但 由于存在外部性、不确定性等因素, 它不一定能导致集体行动。这些 障碍因素可通过集团内的说服、谈判从而达成一致同意的契约来克服, 但由于高昂的交易费用, 常常使微观主体知难而退。

3. 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方式与“诺思悖论”的解开 在自上而下的渐进改革的条件下, 解开“诺思悖论”突破口可能 介于个体的自愿牟利行为和完全由权力中心控制之间的集体行动, 即, 在微观主体之间的自愿契约与权力中心的制度供给行为之间, 存在一 种既能满足个体在制度非均衡条件下寻求最大化利益的要求, 又可通 过在与权力中心的谈判与交易中形成的均势来实现国家的垄断租金最 大化的制度变迁方式, 实现向市场经济的渐进过渡。 实施这一集体行动的主体便是组织。所谓组织, 是指在既定制度 规则下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政治、经济、教育等团体。在现有约束 所致的机会集合下, 有目的创立的组织是作为制度变迁的代理人角色 出现的, 当出现获利机会时, 具有充分谈判力量的组织就会利用政治 来实现最大化目标。

在以私人合约为基础的分散化决策中, 市民社会之间 制度化的协商和谈判既能协调各种私人权威, 又能监督、 约束、抵制和对抗国家的可能侵犯, 从而这种超越个体水 平上的集体行动可同时增加国家守护旧产权形式的成本和 保护新产权创新的收益, 直至重新建立国家获取租金的合 约结构, 使国家租金最大化与保护新产权之间达成一致 ( 周其仁, 1994) 。 在实施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的条件下, 由于权力 中心在制度安排的博弈中处于支配地位, 以微观主体为基 础的集体行动因谈判力量的弱小或外部性问题而难以突破 由权力中心设臵的制度创新进入壁垒。

然而, 随着放权让利改革战略和“分灶吃饭”财政体 制的实施,拥有较大资源配臵权的地方政府成为同时追求 经济利益最大化的政治组织。地方政府经济实力的提高所 引起的谈判力量的变化导致了重建新的政治、经济合约的 努力。当利益独立化的地方政府成为沟通权力中心的制度 供给意愿与微观主体的制度创新需求的中介环节时, 就有 可能突破权力中心设臵的制度创新进入壁垒, 从而使权力 中心的垄断租金最大化与保护有效率的产权结构之间达成 一致, 化解“诺思悖论”。这样一种有别于供给主导型与 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方式, 可把它称之为中间扩散型制 度变迁方式。

(二)制度变迁、博弈与制度创新
中国的市场取向改革是在中央治国者、地方政府官员和微观主体 之间的三方博弈中向市场经济制度渐进过渡, 三个主体在供给主导型、 中间扩散型和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阶段分别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从 而使制度变迁呈现阶梯式渐进过渡特征。地方政府是连接中央治国者 的制度供给意愿和微观主体制度需求的重要中介, 也正由于他们的参 与, 给制度变迁带来了重大影响。

( 1) 中央治国者之所以选择渐进式的改革方式, 其根本原因就是在既定 的约束条件下, 对市场经济制度性质及演进过程中的风险缺乏相应的 充分知识, 因此才“摸着石头过河”。 地方政府参与制度创新为中央治国者创造了一个低成本、低风险 的知识传递和积累机制, 从而加速了中央治国者对市场经济制度在意 识形态上的 制度变迁与中国经济问题认同。
(2) 地方政府参与制度创新大大降低了改革演变成“爆炸式革命”的可 能性。地方政府成为集体行动的组织后, 就使微观主体有了反映其制 度创新需求的渠道, 并可能与地方政府合作间接影响中央政府的制度 供给意愿和能力, 从而弱化了制度创新的约束条件,在中央治国者、 地方政府官员和微观主体的互动中使渐进式市场取向改革保持连续性, 并具有帕累托改进效率。

( 3) 地方政府在市场取向改革中扮演主动参与者的角色使中国的制度变 迁轨迹呈现阶梯状, 从而减弱了制度遗产对渐进式市场取向改革的约 束。我国的渐进式改革并非是一条平滑的缓慢演进的轨迹, 更准确的 描述可能应是“阶梯状的渐进式制度变迁”。 ( 4) 地方政府参与制度创新可减弱市场取向改革的“政权约束”, 使改 革具有帕累托改进的性质。这是因为地方政府从事的可导致本地经济 更快发展的制度创新能够即时地向中央治国者证明改革的好处。中央 治国者发现虽然由地方政府推动的制度创新有可能使传统信仰和政权 基础遭到某种损失, 但对新的产权结构进行界定和保护却可能获得更 广泛的政治支持和更多的财政收入,因此将会事后认可地方政府从事 的自主制度创新活动。

(三)改革的战略选择 战略的目的是通过选择合理的战略目标、重点和行动方式以具 有力量和信息的优势。战略选择的原则是阻力最小化和预期最大化, 以正确地判断形势并合理地使用和配臵力量。

在改革过程中存在着两种制度主体—— 政府主体和非政府主体, 改革就是这两种制度主体参加的社会搏弈。由于制度是一种“公共物 品”, 政府垄断了国家的“暴力潜能”, 政府就能够强制地实施制度 变迁; 并且, 政府的强制实施具有一定的“规模效益” 。
因此, 在改革过程中, 不但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实现必须通过政府 的强制实施, 诱致性制度变迁也必须通过政府放松约束才能够实现。 作为社会的正式代表, 政府必须对改革的全局负责。

在改革过程中, 政府的目的是实现财政收入以及政治支持最大 化( 诺斯, 1981) 。由于政府目的的实现受到国民收入的制约, 政府 需要通过有效的制度变迁以提高经济绩效。此外, 政府还可以通过有 效的利益再分配实现自身的目的。 在改革过程中, 政府的手段主要是意识形态、行政权力、法律 和税收等。在强制性改革过程中,政府主要采取强制的方式直接地实 施制度变迁; 在诱致性改革过程中, 政府主要通过说服和利导的方式 间接地影响制度变迁。
在改革过程中, 政府目的的实现取决于政府在改革的约束条件 下具有一定的力量和信息优势。为了具有力量和信息优势, 政府改革 战略的最优选择是通过边际均衡分解难题, 通过局部均衡各个击破以 及通过放松约束因势利导。中国改革的成功, 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 中国政府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选择了这样的改革战略。

在改革的起步阶段, 中国政府选择农村的制度安排作为改革的战略重点。 这里的主要原因是, 与城市相比, 农村制度安排的约束条件较为薄弱, 从而农村改革的成本较小。在农村的改革方式方面, 政府选择了诱致 性改革与强制性改革相结合。 包产到户的基本原则是:“交够国家的, 留足集体的, 剩下都是自己的。” 这里,“交够”、“留足”的部分是国家、集体的存量利益;“剩下”的 部分都是农户的增量利益。这种边际均衡的改革战略, 既通过承认有 关制度主体的存量利益而化解改革阻力, 又通过承认有关制度主体的 增量利益而成了改革的动力。这就降低了改革的成本并形成了双重体 制并存的局面。其中, 存量利益仍通过“计划”来实现, 增量利益则 主要通过“市场”来实现。在改革过程中, 随着存量利益与增量利益 的此消彼长和关于“市场”交易活动的知识的进步, 新的制度安排就 能够逐渐地替代旧的制度安排。

中国价格改革的战略选择同样具有类似的诱致性、边际性和局部性。
中国对外开放是一个典型的由局部均衡所带动的制度扩散过程。 在改革的起步阶段, 中国政府选择东南沿海地区为对外开放的战 略重点。其主要原因, 除了在开放的需求方面, 东南沿海地区的比较 利益较大以外, 在开放的供给方面, 这些地区具有较大的比较优势, 如优越的地理位臵、良好的基础设施以及众多开展对外经济活动的人 才等。在开放的交易方面, 全球几千万经济实力雄厚的海外华人、华 侨和港澳台同胞大多与这些地区有着地缘的和血缘的关系。在对外开 放的过程中, 中央政府除了直接投资以外, 一般都通过扩大这些地区 开展对外经济活动的权限, 对前来投资的外商给予优惠待遇, 为这些 地区的对外开放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从而逐步形成了由南到北、由点 到线和由线到面的沿海开放格局。

中国经济改革成功的经验表明, 在改革战略的选择方面, 第一, 在改革过程中, 政府需要根据在各个阶段形成新的制度均衡的约 束条件选择正确的改革目标, 以合理地使用力量。由于形成新的制度 均衡的约束条件是改革的边际成本等于改革的边际收益, 在改革过程 中, 战略目标的正确选择就是边际均衡。边际均衡的实质是通过分解 难题而最大限度地“软化”改革的约束条件( 阻力最小化原则) 。因 此, 边际均衡是成本最小的改革战略。 第二, 在改革过程中, 政府还必须根据各个方面形成新的制度均衡的约 束条件选择正确的战略重点, 以合理地配臵力量。由于在复杂的制度 结构( 全局) 中不同制度安排( 局部) 的约束条件不同,从而制度变 迁的成本各异, 在改革过程中, 战略重点的正确选择是局部均衡。局 部均衡的实质是通过各个击破而最大限度地“绕开”改革的约束条件 ( 阻力最小化原则) 。因此, 局部均衡也是成本最小的改革战略。

第三, 在改革过程中, 政府还需要根据两种改革方式的相对成本正确地 选择和组合改革方式, 以具有改革的主动性。在强制性制度变迁过程 中, 作为委托人的政府需要付出很高的信息成本衡量作为代理人的其 它制度主体的战略并监督其行为; 反之, 在诱致性制度变迁过程中, 代理人之间的“竞赛”可以降低政府的信息成本。政府可以通过有意 识地放松约束来降低诱致性制度变迁的交易成本, 并在诱致性制度变 迁的基础上与有关的制度主体建立长期的契约关系。因此, 放松约束、 因势利导也是成本最小的改革战略。

(四)、制度变迁的成本约束
1、成本约束 在成本界限不清晰,不考虑资源和要素的使用成本,或者说在成本约束不 严格的情况下,很容易产生社会总成本无限扩大的趋势,造成社会资源 的低效利用、过度利用和浪费,最终社会的整体利益受到损害。所以说 成本约束是评价社会经济利益的基础,同样也是制度变迁的重要基础。 一项由国家引发的制度变迁如果不考虑各个成本在各个不同利益集团之 间的分配,也不考虑社会的总成本,就会出现“制度变迁失灵”。

对不同的制度变迁主体而言,其对成本考量的侧重点也是不同的。对企业、 个人和利益集团来说,往往侧重于具体的、局部的经济成本方面的考虑。 而对于政府来说,则往往侧重于政治和社会方面,如就业、社会稳定、 政治参与等。 在制度变迁中,就涉及到了一个成本在政府和利益集团、社会之间转移的 问题。从利益集团的角度来说,其引发制度变迁的目的很明确:以最少 的成本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时,把成本尽量转移出去,就是一个 非常有效而简便的办法。转移成本的首选就是通过政府的这个中介形式 而最终转移到社会中去,原因就在于通过政府可以采取非常隐蔽的、合 法化的方式把成本转移出去,在实现其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利益集 团的成本转移行为往往还不会被社会公众察觉,故而也不会遭致社会公 众的谴责和非难。

2、我国制度变迁成本具有以下特征: (1)长期性。渐进式改革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由浅到深逐渐展开的。 为了避免暂时的困难,就会人为地把改革时间拉长。这样,制度变迁 成本也就相应的延长了。 (2)递增性和延后性。渐进式改革的初始阶段主要是从最容易的部分入 手,改革的成本和阻力较小,而收益较大。 (3)超经济性。由于中国的过渡是一种“双轨制”过渡,因而在这一过 渡期内,新旧体制的并存不可避免的带来体制、制度上的漏洞和缺陷。 贪污腐败、寻租伴随着整个改革历程。 (4)成本分摊的不均衡性。不同的利益集团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和重要程 度是不同的。 (5)成本与收益分布的非均衡性。改革的成本与收益的非均衡分布状况 是十分明显的,二者在时间上的逻辑顺序是:初期是收益的获得和成 本的积累,后期则是收益的递减和成本的释放。

3、中国进一步深化制度变迁的成本选择路径 在我国进一步深化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制度的制定、执行与变更成本, 必须考虑以下几个因素:一是制度的制定程序,二是制度的群体间博 弈是否充分,三是权力的分权方面。 我们要选择正确的路径以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在改革成本分摊多元化 的机制中,必须明确界定不同负担主体的负担规模;政府必须在“以 人为本”的指导下,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使制度变迁的受益者和成本承 担者合二为一,建立健全公平、公开、公正、合理的成本分摊的正常 机制。

思考: 权力中心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与中国改革 中的问题。 制度变迁的方式,战略与中国的下一步改革。 地方政府的积极与消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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